始于戰國，歷秦漢晉隋唐宋六朝，見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被譽為“開啟湘西古文明的金鑰匙”——
保靖“四方城”：文明在此繁榮一千七百余年
四方城遺址鳥瞰圖。通訊員 攝
四方城編號M1古墓出土器物。彭健彬 供圖
四方城遺址考古發掘清理現場。彭健彬 供圖
華聲在線全媒體記者 張頤佳 楊元崇 李璇
國家文物局最新公告顯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縣四方城遺址成功列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這座隱藏于武陵山脈腹地、始建于戰國時期的古城遺址，經考古專家證實連續性達1700余年，跨越六個朝代，成為武陵山區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標本。
漫步遺址現場，戰國的青銅劍依舊寒光凜冽，巴式青銅器上的虎紋清晰可辨；秦代的“遷陵丞印”封泥朱砂尚存，琉璃蜻蜓眼無聲訴說著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繁華。考古專家龍京沙告訴記者：“目前已出土4000余件珍貴文物，每一件都是中華多元文明交融的歷史見證。”
這處被譽為“開啟湘西古文明的金鑰匙”的遺址，不僅保存著完整的古城格局，更在7.5萬平方米的范圍內完整呈現了戰國至唐宋時期的城市發展脈絡。考古界表示：“四方城遺址的考古價值不僅在于其時間跨度，更在于它揭示了中央政權對西南邊疆的治理智慧，是研究中國古代郡縣制和多民族融合的珍貴樣本。”
“開啟湘西古文明的金鑰匙”
“看，這個炭化稻殼，就是穿越千年的歷史見證。”站在保靖縣四方城遺址東城墻的夯土斷面旁，年逾七旬的考古專家龍京沙指著土層中夾雜的炭化稻殼激動地說。
借助拐棍撥開雜草，記者在龍京沙指引下，辨出方形城郭在歲月侵蝕下清晰的輪廓——該城址坐落于酉水中游北岸的第二臺地上，北依武陵山余脈，南瞰蜿蜒酉水，距現在的保靖縣城僅5公里。東城墻殘長320米，夯土墻巍然屹立，西城墻保留著3米高的斷面，夯層中夾雜的炭化稻殼，成為斷代的重要依據。
“整個城址由南北相連的臺地構成，北臺地東西殘長490米，核心區面積達75680平方米，相當于10個標準足球場大小。”龍京沙手中的拐棍輕點著腳下長滿玉米的田地，“這里曾是繁華的古城中心。”
經過數十年考古發掘，一個完整的古代城市體系逐漸清晰呈現：板瓦、筒瓦殘片上清晰的繩紋與云紋組合紋樣，與里耶古城出土的秦代瓦當紋樣如出一轍；漢代青銅冶煉遺址的爐渣經檢測含銅量不足1%，可見當時冶煉技術已相當成熟；戰國糧窖中發現的粟、稻遺存，為研究湘西“稻粟混作”農業傳統提供了實物證據。
“最令人振奮的是這把青銅劍！”龍京沙指著出土文物照片說。在遺址西側的戰國晚期土坑墓中，考古人員發現了一件刻有“巴人”字樣的青銅劍，劍格處裝飾的虎紋圖案，與當地土家族先民喜愛的紋樣高度相似。這一發現為研究湘西早期族群活動提供了關鍵物證。據統計，整個墓葬區面積超過200萬平方米，已清理的95座古墓跨越了從戰國至唐宋多個時期。
放眼周邊，四方城的文明坐標更加清晰可見：東行60公里，里耶秦簡中“遷陵以郵行洞庭”的簡文，與四方城出土的“洞庭郡丞”陶片形成互證；西北方向的魏家寨古墓群，出土器物上楚式蟠螭紋與巴人錐狀造型印證著文化交融；向南遠眺世界文化遺產老司城，其城墻采用的“版筑夯土”技法，早在四方城戰國地層中就已初現雛形。
“四方城就像一把開啟湘西古文明的金鑰匙。”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院前身）原所長郭偉民評價道。湘西地區歷來是多民族交匯之地，四方城所在的酉水流域，更是古代巴、楚、濮、越等族群遷徙融合的重要通道。秦統一六國后，在此設置遷陵縣，將中原行政制度引入湘西，四方城作為縣治所在，成為中原文化與本土文化交融的第一個節點，串聯起武陵山區從戰國到唐宋的文明脈絡，也填補了湘西地區秦代行政建制研究的空白。
撲朔迷離的洞庭郡傳說
在四方城遺址西南約3公里處，坐落著一個名為“洞庭村”的古老村落。當地村民世代相傳著一句耐人尋味的諺語：“先有洞庭郡，后有洞庭村”。更令人稱奇的是，村中一口千年古井的井壁上，刻有“洞庭”兩字，至今仍清晰可見。經考古專家考證，這一石刻為漢代遺存，為探尋洞庭郡治與四方古城的歷史關聯提供了重要線索。
洞庭郡在哪里？郡治在什么位置？一直是爭論不休、撲朔迷離的世紀難題。近日，隨著四方城遺址考古工作的深入，關于“洞庭郡”治所的千年謎題再次引發學界熱議。
有考古學家認為，在里耶秦簡第8-1519號簡上的“洞庭郡”三字，為四方城的歷史身份埋下伏筆。這枚簡牘記載：“遷陵以郵行洞庭”，意為遷陵縣的公文通過郵驛送往洞庭郡，明確了兩地的行政隸屬關系。
在四方城遺址出土的8枚印章中，青銅質“遷陵丞印”的方折筆畫與里耶秦簡的文書風格完全吻合，大小亦符合秦代“縣丞印”的規格，印證此地為秦代遷陵縣治所在。戰國糧窖遺址發現的碳化谷物總量達300余公斤，配套的倉儲設施包括通風槽、防潮層等，預估儲糧五千石以上，規模遠超千石以下的普通縣城，符合郡級行政中心的物資儲備需求。更關鍵的是，城址內出土的秦代陶量器刻有“洞庭郡丞”銘文殘片，“洞庭郡丞”四字為筆畫規整的篆書，應是郡府專用器物，成為行政隸屬關系的有力物證。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張春龍認為：“現有證據可證四方城是洞庭郡核心城邑，且極有可能是郡治備選地，但‘郡治’定論尚需更多地層學突破”。考古隊至今未發現郡治必備的官署建筑群基址，按照秦代制度，郡治應設有“郡守府”“郡尉府”等核心建筑，而四方城已發掘區域僅發現普通民居遺址。此外，也未出土明確標注“洞庭郡治”的銘文器物，如印章、碑刻等。
洞庭郡治有古羅城說，有臨湘說，也有四方城說。盡管郡治身份尚待考證，但歷史價值毋庸置疑。
龍京沙指著酉水河岸的漢代碼頭遺址分析，四方城能延續1700余年，緣于地理、政治、物產的多重優勢。地理上看，酉水上通四川彭水，下接洞庭湖，航運自古就是“川湘咽喉”，四方城仍保留著系船柱、石階等漢代碼頭遺址；政治上看，中原王朝與地方勢力在此長期共治提供了穩定環境，從秦代設縣，到漢代屬武陵郡，再到唐代為溪州屬地，四方城始終是中央政權管控湘西的重要據點；從物產上分析，湘西素有“有色金屬之鄉”的美譽，遺址周邊豐富的銅礦資源及各種物產支撐了區域手工業持續發展。
遺憾的是，從宋代以來，隨著水土流失加劇，酉水河床逐漸抬高導致船難靠岸，四方城航運功能衰退；南宋為應對邊疆局勢，將行政中心遷往今永順縣境內，行政中心地位的失去導致人口銳減，這座千年古城逐漸荒廢，最終歸寂淪為農田。
民族融合的先鋒和典范
走進保靖縣文物陳列室，一件編號SXC-037的青銅劍靜靜躺在展柜中，劍身上精美的云雷紋在燈光下熠熠生輝。“這把戰國時期的‘混血’寶劍，是研究民族融合的最佳物證。”龍京沙指著一排濮式寬格短劍介紹道，“寬格是濮文化標志，而云雷紋則彰顯楚文化特征。”經X射線熒光檢測，青銅劍的錫含量穩定在17%-18%之間，與《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的記載驚人吻合，展現了戰國時期湘西地區高超的冶煉水平。
距離青銅劍不遠的展柜里，一枚直徑2.8厘米的琉璃蜻蜓眼折射出神秘光芒。這件來自戰國墓的珍寶，中心呈現深藍色，外層環繞著白色、棕色的同心圓紋飾。“它與伊朗出土的公元前5世紀琉璃制品如出一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袁偉解釋道，“可見當時存在一條從西亞經印度、緬甸、云南至湘西的貿易通道，將異域珍寶帶入中原，同時將湘西的銅礦、朱砂輸往遠方。”
在文物修復室，修復師劉芹菊正專注拼對一件漢代陶罐。她指著罐肩部的銘文說：“注意這個‘市亭’戳記，與里耶秦簡記載的‘市亭’管理機構完全對應，印證了秦漢時期完善的市場管理體系在此延續。”
“每一件文物都在訴說著文明交流的故事。”袁偉指著漢代冶煉遺址出土的爐具殘件說。當地工匠創造性地將中原鼓風技術與土著火法煉銅工藝結合，研制出“雙風囊鼓風爐”，使銅礦利用率提升30%，這項創新技術后來傳播至貴州、四川等地，成為西南地區冶煉技術的標桿；出土的“遷陵丞印”，其方形制式符合秦代“秩千石者印為方”的規定，而鼻紐設計則適應了湘西山區官員騎馬辦公的需求，堪稱制度與地域特色完美結合的典范。
在日常生活中，這種文化交融同樣隨處可見。遺址出土的“三足深腹釜”兼具楚式鬲的三足造型與濮人釜的深腹特征，完美適應多民族飲食需求；唐代墓葬中的青瓷執壺，則融合了越窯釉色與本地“西蘭卡普”紋飾，展現了獨特的文化創新。
“這些發現徹底改變了我們對古代湘西的認識。”龍京沙說：“貿易樞紐的地位更催生了文化包容。千年前的四方城絕非蠻荒之地，而是一個開放包容、文化多元的重要城邑。四方城出土文物異彩紛呈，生動展現了華夏文明多元一體，是古代中國國家治理和民族融合的先鋒和典范。”
記者手記
中華瑰寶惠澤后人
張頤佳
從1979年被列為州級文保單位，到2025年躋身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四十余載，保靖四方城遺址考古的每一步，都凝聚著湘西人的文化堅守。從秦簡中的行政號令到宋代的市井煙火，從異域琉璃到中原印信，古城的每一塊城磚，都鐫刻著文明交融的密碼。
湘西地區作為多民族聚居地，歷來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重要見證者，四方城的故事既有中原文明的制度規范，又有地方文化的獨特魅力，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明格局。
龍京沙老人曾從“中華第一井”中親手掏出里耶秦簡，而四方城的考古工作尚在城墻、城壕處，他相信隨著考古研究的深入，四方城的未解之謎將有更動人的故事。
2024年，四方城遺址啟動了數字化保護工程，通過實施三維數據存檔，正在實現“線上可看線下可查”的保護模式。計劃投資1.2億元打造的“一帶一軸一核心六分區”的遺址公園正在籌建。不久的將來，這座千年古城將煥發數字新生，讓更多人感受到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民族文化的璀璨光華。
責編：劉茜
一審：劉茜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