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故居。
李礪
今年是譚嗣同誕辰160周年。譚嗣同是我們熟知的維新志士，湖南瀏陽人，晚清官員譚繼洵之子。
譚嗣同少年時先后師事歐陽中鵠、涂啟先、劉人熙等瀏陽學者，飽讀詩書。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產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詩詞、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的書法也別有風韻，出入魏晉，參以漢隸，落筆挺拔，揮灑自如，一如其人所透露的慷慨豪情。除此之外，他尤擅治印，卻鮮為人知。
一本失蹤的《印錄》
關于譚嗣同刻印，早在梁啟超1899年的《清議報》所刊《譚嗣同傳》中有提到。文中明確記載，譚嗣同著書《仁學》之外，尚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劄記》一卷，《興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壹壹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并《仁學》皆藏于余處。
此《印錄》一卷曾藏梁啟超手，說明并非子虛烏有。然而，在編輯《譚瀏陽遺集》時，將這些資料交給了誰，文章中都用□□□代替了，于是此《印錄》的下落也就成了個謎。并且，民國年間(1917年前后)上海文明書局所刊《譚瀏陽遺集》又沒有收入《印錄》。故而，1980年中華書局出版《譚嗣同全集》時，方行先生在后記中提到，譚嗣同的佚著，《印錄》《仲叔四書義》一卷、《謚考前編》二卷等“惜均未發現”。此《印錄》到底是寫印章一類的文字還是印譜，不得而知。
后讀瀏陽劉善涵《蟄云雷齋詩存》，才確定譚嗣同確能刻印之實。劉善涵(1867年—1920年)字淞芙，又作嵩芙、凇芙、淞湖。他在武昌讀書時與同鄉的譚嗣同得以認識并交往。從《譚嗣同真跡》中收錄的譚嗣同致劉淞湖信札，可見其交厚。
劉善涵《蟄云雷齋詩存》中有詩《譚壯飛太守惠手刻云雷石章，副以漢碑二種，既據以名齋，復詩謝之》，詩云：
其一
醫無閭產珣玗琪，罽賓猶重碧流離。
賁然一物來天上，吻合冥冥誰與期。
其二
不信圖雷椎鼓文，冰斯篆刻藻繽紛。
蒼麟已渺赤虹遠，報道山中又出云。
其三
吐氣山川舒以長，崇朝普遍幾滄桑。
到門乞得恒河水，勝似瓊英萬斛漿。
其四
去人滋久想滋深，枯坐惟聞足外音。
畢竟虛空難捏碎，終葵三尺費摩尋。
四首律詩真切記錄了譚嗣同親手鐫刻印章贈送給劉善涵的往事。
1896年譚嗣同以候補知府發江蘇，是年冬，劉善涵應譚嗣同之邀赴南京，一面就館課讀，一面幫譚嗣同編校書籍。1897年2月，臨別時，譚嗣同將自己鐫刻的26枚自用印章一一鈐蓋，并題跋語，贈送給劉善涵留作紀念。后劉善涵以此作《寥天一閣印錄》序，序見《劉善涵集》岳麓書社2017年版。
序中逐一列明了這26方印章的形制與印文。其中正方印13枚，含“譚嗣同著”“復子藝文”“楚天涼雨之軒”“松言室”等;長方形印九枚，有“吾誰與玩此芳草”“同治四年生”“嗣同印”“太華峰尖見秋隼”“海枯石爛”等;另有殘裂印兩枚，一枚邊角看起來像是上等礦石的“態康肅穆”，以及一枚“檢點自己”錢形印，邊刻十二地支，寓意“十二時中檢點自己”。
之后又附加了譚嗣同的跋文，寫道：“維丁丙之春，伏遇大善知識劉淞芙者，篤嗜愚鄙所造語言，雖我亦不能名其故，殆靈山法會早種此因耶!偶又索手鐫印章，印之此幅，兼令跋其意。大地山河，了了到眼，更無處可容言說。”
瀕行，復印二石于紙尾，嚴整似六朝人書，一文“芬芳悱惻”，一文“勇猛精進”。這是湘鄉曾慕陶侍郎廣漢贈送給譚嗣同的刻印。
劉善涵接著寫：譚君所造印石，特其余藝，嚴毅清妙，肖其為人，跋語亦贊嘆歡喜，無有呆滯。置行篋三年，未嘗一寓心目，家居無事，忽得之敗紙堆中，因筆而存之，了著形象，顯觸跋旨，然自今以往，便不復時常省覽矣。
劉善涵在序中盡敘該印錄26方印之形狀、大小及印文內容，并復錄譚之跋文。此《寥天一閣印錄》，即應是梁啟超文中所提到的《印錄》了。譚嗣同就義后，梁啟超以摯友身份，或以編《譚瀏陽遺集》之名索去，自此不復以見。
方寸石章里的豪情
究譚嗣同刻印，首先應受其岳父李壽蓉的影響。
李壽蓉(1825年—1895年)，字槭叔，一字均裳，號篁仙，長沙河西杉木橋(即今望城縣新城鎮杉木橋村)人。李壽蓉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三。年少時讀書長沙城南書院，與王闿運、龍皞臣、鄧彌之、鄧葆之同師陳本欽先生門下，攻八比文，常賦詩酬唱。王闿運稱李壽蓉：“學八比試帖大卷，皆甲于四子。”其21歲時，先攻科舉，于道光己巳成博士弟子，補廩生。此后，李壽蓉不負眾望，脫穎而出，于咸豐辛亥(1851年)中舉，又于丙辰(1856年)科考中進士，授官戶部主事。著有作品《天影庵聯語》《天影庵全集》《天影庵外集》等。
李壽蓉亦擅刻印。王闿運曾在《白石印草》序中云：“余童時見從兄介卿有一本，問姓名不知也。意其明末隱士，至今想慕焉。介卿亦隱蔽不得志，自負刻印高雅，亦存印譜，不輕視人。及余友高伯足、李篁仙、趙偽叔，皆以刻印名世。而趙傲兀，求之多謾絕之。”
王闿運把李篁仙和趙偽叔相提并論，說明李篁仙治印水平應是相當的高，只可惜今已不見遺存，只從其著作中覓得兩篇論印文章《金貞祐銅印》跋及《題樊和叔清靜齋印存》。其在《題樊和叔清靜齋印存》文中云：“壽蓉以為不必，然吾人心思才力之所窮，但求與古會耳，何知其他人不我知。吾抱吾璞，人倘我知。吾運吾削，貞而守之。是亦清靜之一道也，獨篆刻然乎哉。”從其文中可領略其對篆刻之精通。
從《寥天一閣印錄》所鈐26方印文看，均為譚嗣同自用印，可以斷定譚嗣同自用印應該均為自刻。從譚嗣同書法作品常用的幾方用印來看，刻印水平并不很專業。取法在漢印一途，字法、章法平平穩穩，談不上個性風格，線條明顯生澀。然刀法卻穩健剛勁，透露出一種豪邁過人之氣。可以想象出他刻印時那種持刀入陣、縱橫馳騁、肆意勇猛之勢，真所謂“印如其人”，也詮釋著他身上那種心憂天下、堅韌頑強、慷慨赴難的英雄氣節。
譚嗣同曾在《寥天一閣印錄》跋文中引用《華嚴經》，認為圣賢為了幫助別人，會學習各種技藝。所謂文字、算數、圖書、印璽、地水火風種種諸論，咸所通達;文筆、贊詠、歌舞、妓樂、戲笑、談說，悉善其事。對他而言，治印并非單純的文人雅趣，而是修身立德、抒發情懷的載體。刀鋒所至，既是筆墨的延伸，更是精神的傳承。鐫刻在石章上的文字，如同他“我自橫刀向天笑”的絕唱，將湖湘子弟的氣節，永遠定格。
(作者系岳麓印社社長)
責編：伍鏌
一審：伍鏌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